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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

来源:网络资源 2009-08-29 17:01:13

弁言:战国纪年,错讹无穷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必先了解诸子生平和思想源流,以及论敌生平和思想源流。

    由于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错讹无穷。

    这一窘况本该于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很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考订勘误,但至今颇多异说,往往连主流意见也未得其正。比如《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综合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参考吸收了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但《辞海》1979版与1999版所附《战国纪年表》却不同,后者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却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许多庄学家(研究其他诸子者亦然)都用错误的纪年证明其臆测,由于年代错讹,因果颠倒,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离庄学奥义甚远。

    我为了研究《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和诸子学二十多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国的纪年,尤其是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我考定的许多纪年,与主流观点相异。

    在阐释庄学奥义之前,必先了解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只有先明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才能领悟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一、庄子宋人,宋王暴君

    公元前369年(下略“公元”二字),宋辟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庄周生于宋国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辟公卒,谥桓侯。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继位。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齐,无谥。剔成之弟名偃。钱穆先生业已考定无误,宋君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年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谥康王。

    宋康王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吕氏春秋·淫辞》记录了他的凶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康王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庄子于宋灭之年去世,死后故邑蒙城归楚,因此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去世,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中的“宋王”(庄子生前不可能知道宋王谥康,为隐晦其旨又不可能称名),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指的都是这个暴君。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宋康王。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诛杀以及己书被宋康王剿灭,又要预防身后其书被后世暴君剿灭,因此庄子的表达不得不极其隐晦。

二、宋君称王,战国第三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任用主张与齐和解的宋人惠施为相,并于前335年继齐之后称王,翌年(前334)改元。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至此已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四年后(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韩人公孙衍(字犀首,以字行。时人称“犀首”,如称“仲尼”而不名),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得到魏相惠施赞成。魏惠王遂主持了韩、赵、燕、中山四国称王。魏与四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因此《史记·鲁世家》说:“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前353年齐率先在中原称王时,庄子十七岁;前323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三十年中,庄子亲眼目睹了“王天下”彻底崩溃的全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庄子的母邦,摊到了极其凶暴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其共始终的下下签。所以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

三、中山称王,灭于赵国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中山与宋。因此汉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除了为“战国七雄”各列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中山为魏之别封。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以中山人乐羊为将,前408年至前406年,伐灭古之中山国。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魏文侯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成为魏的北部殖民地。

    中山史唯一之王,其名未详,为魏挚(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之弟)之子、魏惠王堂弟。战国后期的道家魏牟(前320-前240),是中山王之子,魏挚之孙、魏文侯曾孙、魏惠王堂侄、魏襄王族弟,《庄子·杂篇·让王》称其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一度称王而称其为“万乘之公子”(“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久佚。魏牟是庄子学派重要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攻击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中山被灭前,魏牟崇信公孙龙的名学(见《列子·仲尼》);中山被灭后,魏牟因亡国丧家而转为庄学信徒。

    赵灭中山之年(前296),庄子六十八岁。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很可能在失国后成了庄子的晚年弟子。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魏牟关系密切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列子·仲尼》记载了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前对赵人公孙龙的崇信。而《庄子·外篇·秋水》记载了前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后对赵人公孙龙的猛烈诋毁。《秋水》是有助于理解《齐物论》的“外杂篇”中的重要篇什,很可能为魏牟所撰。

四、宋国称王,灭于齐国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鄙视。直到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取代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才令诸侯不得不仰视。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都先后游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但庄子终生未履齐地,痛诋田齐为窃国“大盗”。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拓地三百里,久与齐、魏、楚为敌。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前286年齐灭宋。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四大结果:

    一、非诸侯的封君或卿相,在战国中后期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

    二、不愿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秦昭王和齐湣王,于前288年在秦相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力主之下,一度僭称“西帝”、“东帝”,月余即迫于列国压力,各自撤销“帝”号。这一年庄子八十二岁,亲见以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这对理解“内七篇”最后一篇《应帝王》以及最后的“混沌”寓言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奥义,极其重要。

    三、诸侯称“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人数合计常近百万,死伤常达数万乃至数十万。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极其重要。

    四、曾经称王的东周诸侯共计十一国:楚、吴、越、齐、魏、宋、秦、赵、韩、燕、中山。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六国称王百余年后的前221年,秦灭曾经称“王”的剩余六国而一统天下,未曾称“王”的卫国,直到前209年才灭。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曾被秦昭王、齐湣王用过的“帝”号,因而号曰“皇帝”,开启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庄子对专制制度的惊人预见和超前批判,也因而长期有效。

五、宋王篡位,庄子弃职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此前,庄子一度在其本邑蒙城,短暂担任漆园吏。这是庄子近距离了解专制制度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周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提起衣角快步跟过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纳凉而忘了真身。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唉!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都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怀疑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感到迷惑。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世命令。’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

    这一庄子轶事,载于《庄子·外篇·山木》。故事中的“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之原型。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使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故事中还有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蔺且。《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故自书其名,与庄子在“内七篇”中自书其名相同。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因此这一故事很可能为蔺且亲见亲闻,并非寓言。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再依附专制庙堂。他在《人间世》中写道:“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显然与他曾供职漆园有关。因不愿像漆树那样听任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

    据“外杂篇”,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无考。庄子弃职以后,曾经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庄子居于陋巷,傲立江湖;编织草鞋,钓鱼授徒。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巨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这更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他“于学无所不窥”。

六、寓言讽世,痛诋专制

    庄子在宋康王篡位后辞去漆园吏,安贫乐道,滑稽放言;寓言讽世,痛诋专制。从庄门弟子后学在“外杂篇”中记录的庄子言论来看,庄子撰“内七篇”时尽管极其慎言,但生活中却极其敢言。

    《杂篇·列御寇》记录了庄子对宋康王的评论。

    有人游说宋康王,得到十乘马车的赏赐,以此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人家贫,靠编织苇席为生。儿子潜入深潭,采得千金宝珠。其父对儿子说:‘拿石头把珍珠砸了。那千金宝珠,必定是在九重深渊,而且含在黑龙嘴里。你能采到宝珠,必定恰逢黑龙打瞌睡。假使黑龙醒着,你怎能侥幸得手?’如今宋国的水深火热,不是九重深渊可比;宋王的凶猛暴虐,也非黑龙可比。你能得到车子,必定恰逢宋王打瞌睡。假使宋王醒着,你就粉身碎骨了。”

    或许有人会想:庄子生不逢时,母邦君主恰巧是暴君。倘若宋君是儒家赞扬的仁义明君,恐怕庄子也会出仕吧?然而战国时代的无数士人都“有奶便是娘”地游仕异国,庄子却没有“楚材晋用”地游仕异国。《杂篇·列御寇》的一则故事,足以证明庄子轻视功名、粪土富贵,与当世君主是“明君”还是暴君无关。

    宋国有个人叫曹商,宋康王派他出使秦国。他去时,从宋康王这里得到几乘马车。到秦国后博得了秦王欢心,加赐他一百乘马车。返回宋国后,曹商见到庄子,说:“住在偏远狭窄的巷子,窘困地编织草鞋,脖子枯槁如树枝,耳朵蜡黄像死人,曹商我不擅长。见一次万乘大国的君主,跟随的马车就变成一百乘,曹商我很擅长。”庄子说:“秦王得了痔疮请医生,能挤破痔疮消除脓肿的,赏车一乘。肯用舌头舔痔疮让他杀痒舒服的,赏车五乘。治疗的方式越下贱,赏赐的马车越多。你大概为秦王舔了痔疮吧?为何赏的车子竟有这么多?去你的吧!”

    庄子对专制制度采取强硬不合作态度,既不出仕母邦,也不游仕异国。同时对取富贵于母邦专制君主或异国专制君主者,都予以猛烈批判和无畏嘲笑。庄子认为,无论母邦、异国,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专制制度,既不能为专制君王服务,更不能对专制制度屈服。

    生活中的庄子,敢于无所顾忌地批判宋国庙堂为“九重之渊”,无所畏惧地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因此庄子在“内七篇”中隐晦批判专制制度,绝不是出于胆怯。“内七篇”如此隐晦,一是为了其身免遭宋康王诛杀,二是为了其书免遭当世的宋康王和后世的“宋康王”剿灭——使其崇尚自由、批判专制的不朽思想传之久远。

七、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与庄子同国同时声名最高的宋人,是生卒年都先于庄子十岁左右的墨徒兼辩者惠施,以宋人出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

    庄子弃职后不久,便西游魏都大梁,往访同国大贤惠施。惠施或许早已听说母邦宋国出了一位奇人庄周,其左右又说:“庄子来大梁,恐怕是欲谋魏国相位。”

    惠施担心起来,派人在大梁城里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到大梁后,似乎没急着去见惠施,而是四处游历,做社会调查,听说惠施正在搜捕他,就直接去见他,又即兴开讲寓言:“南方有一只鸟,名叫鹓雏,你听说过吗?鹓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就不停,不是竹子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有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正好鹓雏从它头上飞过,就仰头向天大喊一声:吓!莫非你也想用你的魏国相位来吓我吗?”

    魏惠王也已听说庄子大名,主动约见庄子,结果庄子把魏惠王和惠施都骂了进去,面斥为“昏上乱相”。

    庄子是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庄子辞楚王聘相的史实,综述如下。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去聘他为相。庄子不在家,正在濮水岸边钓鱼。大夫找到庄子钓鱼处,说:“吾王想请先生为相。”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听说楚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把神龟的骸骨精心保存,供在庙堂之上。这头神龟,究竟愿意死了留下骸骨而被当作宝贝呢?还是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呢?”

    两位大夫说:“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庄子说:“你们有没有看见祭祀用的活牛?养了几年后,就被披上五彩绣衣,宰杀献祭。到那时,想要做一头普通的牛也不可能了。你们走吧,不要污辱我。我宁愿做活的神龟,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我宁愿在污泥中快活游戏,也不想被君主约束。我决意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濮水在蒙城附近,一称沙水。《水经·淮水注》:“濮水即沙水之兼称。”沙水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涡阳是蒙城旧名。今另有涡阳。

    《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没提楚王是谁。《史记》明言“楚威王”,还提到“游戏”一词,为古籍之中首见,或许也为庄子首创。此词不见于郭象版“外杂篇”,或为郭象所删。《秋水》只说“神龟”,没说“牺牛”。《列御寇》和《史记》只说“牺牛”,没说“神龟”。

    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正当庄子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庄子辞相之时,年仅三十余岁。以一介布衣而辞强楚之相,庄子遂名闻天下。蔺且、詹何、魏牟等弟子后学,遂慕其风而广之。

八、晚年挚友,大知惠施

    惠施长庄子十一岁。未及庄子成年,惠施已离开母邦宋国游仕魏国。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八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前322年,张仪为了秦国利益,向秦惠王请缨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攻齐。魏惠王刚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攻齐,遂将反对张仪之主张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如同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

    惠施罢相后,离魏至楚。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进而得罪秦惠王、魏惠王,于是对惠施赠以车马,把他送归母邦宋国。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就把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以此表示对依附庙堂以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之不屑。庄子时年四十七岁。此前多年,庄子曾往魏都大梁拜访惠施,结果大失所望。当时庄、施初识,尚未订交。

    宋康王对担任魏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但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宋康王胃口。因此罢相归宋的惠施,并未得到宋康王重用。惠施在母邦没机会重新出仕,雌伏了三年,其间与庄子日夕盘桓,既是针锋相对的论敌,又是惺惺相惜的挚友。

    惠施归宋三年后的前319年,魏惠王卒。业已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不信任张仪,罢了张仪相位,但也没让惠施复相,而拜田需为相。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招致天下辩士群集大梁与之进行大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公孙龙与桓团等辩者前辈在辩论中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惠施在政治失败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宋国,与庄子日夕盘桓,终老于宋。

    惠施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获得了罕有其比的丰富庙堂见闻,在其晚年与庄子日夕盘桓、频频斗嘴的过程中,也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间接经验。惠施八十一岁去世时,庄子已七十岁。惠施葬于宋,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对弟子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惠施死后,庄子还有十四年寿命。在这十四年中,庄子完成了千锤百炼、打磨一生的最终思想,就是不朽的“内七篇”。

九、隐攻公孙,暗讽孟轲

    惠施是“内七篇”唯一明确提及的同时代思想巨子,也是“内七篇”中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人物。不少学者认为,“内七篇”就是专为辩驳惠施名学而撰,但这无疑限制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除此之外,《齐物论》还隐晦提及另一位名家巨子公孙龙的独家辩题“指非指”、“(白)马非马”。《大宗师》的道家人物“孟子反”,则隐晦嘲笑了与庄子同时代的大儒孟子,尽管“内七篇”和“外杂篇”均未提及孟子。

    隐名不提思想对手,是诸子惯技。比如赵人荀况,在其著作《荀子》中多处激烈诋毁名家之学,但说来说去都是“惠施邓析”,从来不提名家巨子公孙龙。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郑国人,惠施生年(前300)晚于邓析卒年(前501)整整两百年,荀况却将惠施列名邓析之前,何故?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代词,而公孙龙晚于惠施。

    公孙龙(前325~前250)长荀况(前313~前238)十余岁,因与由政治转向学术、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的惠施在魏都大梁进行大辩论而少年成名,成为取代惠施、名震天下的当时第一辩者。荀况与公孙龙同国同时,不可能不知公孙龙。因此《荀子》中的“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代词?因为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服膺名家之学,服膺公孙龙并供养他长达半个世纪,导致大儒荀况在本国难以得到重用,只能时而东游齐国稷下,时而西游秦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非、李斯,最后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之职,很快又被撤职。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因而不愿得罪本国权相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公孙龙,而用“邓析”做代词。

    这一代词,导致邓析被误认为名家始祖,后人还据此伪造出一部《邓析子》。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造。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提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庄子已明攻名家巨子惠施。作为前辈,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新进公孙龙。《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对儒学评价甚低的庄子,不屑再提同时代大儒孟子。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之师则是曾参。庄子似乎对曾参印象不错,尽管“内七篇”仅提及孔子的早期弟子颜回、子贡,没提及晚年弟子包括曾参。然而曾参字子舆,《大宗师》的另一道家人物就叫“子舆”。孟子仰慕师祖曾参,也字子舆。《大宗师》的“子舆”显然暗指曾参,而非暗指孟子。很可能为魏牟所撰的《杂篇·让王》,赞扬了曾参的“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猛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指公孙龙。《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到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最有意味的是庄门高弟所撰《外篇·秋水》。此篇堪称“外杂篇”中最受重视的篇什,因为最为难懂的《齐物论》必须参考此篇才能摸到一点头绪,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秋水》的结尾,是中山公子牟对公孙龙的无情嘲笑。

    中山为魏之别封,前296年为赵所灭。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的约前305年,惠施在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恭逢其盛,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一举成名天下知。“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的争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辩护,对乐正子舆说:“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自己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范雎:“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见《战国策·赵策三》)。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急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魏牟随后转往赵国见平原君,并见到了平原君供养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但此时的魏牟已非当年崇拜公孙龙的“万乘之公子”,亡国丧家后业已转为庄学信徒,于是对公孙龙大加嘲讽,斥其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说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

    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秋水》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魏牟。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以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极有可能是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重言”牵涉甚繁,暂且略过不提。

    “寓言”二字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一词,正是这位庄子弟子发明——必得自庄子真传。

    “卮言”二字也非常难懂,至少有三义。

    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二、“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后,又自己倾空之。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忘掉。这就是庄学奥秘“得意忘言”。

    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点明寓意。但庄子不能讲完寓言就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支离”二字,“内七篇”六见,如“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还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等。“外杂篇”二见,均为寓言人名。

    “内七篇”的内容核心是卮言,形式特点是支离其言。若不明白“卮言”的隐晦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深刻寓意。

    《寓言》如此形容“内七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吾师庄周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天下》如此形容“内七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奥义是:庄子寓言极有趣,但庄子卮言极难懂。

十二、朝三暮四,千古哑谜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不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也知道其与宋康王的关系,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张湛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王一边,拥护专制。

    张湛歪曲了庄学奥义: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但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就顺天应人地改口说:早饭四颗,晚饭三颗。众狙高兴了,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已误信庄子为楚人,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然而刘基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专制。

    刘基挑明了庄学奥义: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狙公饿死了。

    张湛和刘基,起码对狙公、众狙隐喻君王、臣民没有分歧,这说明二人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生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歪曲;而道家异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演绎。但无论歪曲还是阐释,都不敢直言,而是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子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歪曲来反击庄子。张湛把伪造的《列子》加注后公诸儒林,一举成名天下知,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等人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仅仅为了避免被疑有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始祖刘伯温。贪功受赏的徐达等人终被诛杀——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越人范蠡和汉人张良。

    或问,既然刘基反对“狙公”,为何要助“狙公”朱元璋打天下呢?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历史格局下,早日确定庙堂狙公,比厮杀不休对江湖民众有利。

    在专制制度下,赞成庄子并反对专制的刘基,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这容易理解。因为刘基像一切读懂《庄子》的人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庄子《人间世》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反对庄子并拥护专制的张湛,为何也要打哑谜呢?因为张湛像一切嗅出庄学异味并反对者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张湛也不得不被迫打哑谜。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也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结语: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不仅庄学拥护者为了避免惹祸招杀并殃及《庄子》,不敢直言庄学正解,而且庄学反对者为了避免因批判“毒草”而殃及自身,同样不敢直言庄学正解,因为正解没人相信。

    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他的大部分敌人读不懂《庄子》,极少数绝顶聪明的敌人虽能读懂,也难以证明、不敢证明自己真懂。

    因此,所有的庄学敌人都无法剿灭《庄子》,只能歪曲《庄子》。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无数追随者,正是这么做的。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被郭象的删改进一步弄得“支离破碎”,因此成语“朝三暮四”,就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意思相近了。庄子的美妙寓言感染了无数人,却常常背离其卮言奥义而被歪用,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屠龙牛刀,居然仅供杀鸡。

    旧庄学把加工庄子卮言、曲注庄子寓言、遮蔽庄学奥义的郭象义理奉为最大权威,其实也被至人庄子那双穿透历史迷雾的无蔽慧眼洞见到了:“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外篇·天地》)

    庄子在《齐物论》里留下“朝三暮四”的千古哑谜之后,就在下文预言其不朽著作的理解命运:“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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