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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圣麟

来源:网络资源 2009-09-01 21:27:18

  褚圣麟

  褚圣麟,物理学家、教育家。从事高等院校物理学教育事业50余年,对我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物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发展,对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坚持科学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离子分析、宇宙线和粒子物理、X射线晶体结构、大气电现象以及磁学等多个方面。是我国最早立足国内开展宇宙线实践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褚圣麟,1905年11月29日出身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旧职员的家庭。幼年正值清末战乱时期,他随父母去祖籍浙江省天台县避难,在当地私塾就读。1916年随父回杭州,进入正规小学读书。三年读完高小,随后进入之江大学附中学习。当时中学学制为4年。由于他天资聪慧和勤奋好学,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3年由校方保送免试进入之江大学学习。在中学时他对自然科学中的电磁现象颇有偏爱,因此进入物理学系学习。之江大学是一所由外国教会办的学校,一部分教授是美国人,采用选课学分制。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4年该修习的课程及学分数,用3年半时间便修满,最后半年时间在教务长手下做秘书工作。

  1928年7月经教务长介绍到苏州萃英中学任教,他几乎担任了该校从初中到高中各年级的数学课。1929年他被录取为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开始了向新目标的攀登。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和实验设备较强,两年的深造使他更加向往现代物理学迷人的精髓。他选修了多门反映现代物理学发展的课程,在教授指导下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写出了论文,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1931年在燕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应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之聘任讲师。

  留美两年即获博士学位

  1933年后岭南大学选送褚圣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他到达芝加哥大学后就去拜谒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A.H.康普顿(Compton)教授,这位教授十分热情地为他介绍了著名的质谱计专家A.J.坦普斯特(Dempster)教授作为他的导师。褚圣麟在坦普斯特指导下从事高频火花离子质谱分析研究,同时选修了康普顿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各种课程。他看到康普顿教授亲自下实验室检查实验课的准备情况、检查真空系统是否漏气等对教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他深受感染。R.S.缪立根(Mulliken)教授的分子光谱课以及坦普斯特教授的精辟指导也是他终身难忘的。由于他的勤奋和较强的动手能力,他的离子质谱计研究的博士论文的全部实验和论文写作,包括亲自到金工车间加工各种仪器零件,只用了2年时间就完成了。这在当时从事实验研究的研究生中是少见的。1935年7月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不久就离美回国。他不忘岭南大学物理系选派他出国深造的恩情,决心回岭南大学物理系,为祖国教育事业效力。

  执教五十余载,桃李遍及海内外

  褚圣麟回国后应岭南大学之聘任副教授。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位在哈佛大学从事多年无线电电子学实验研究的美籍教授。当时,岭南大学已从国外购进很多实验设备和元器件,正计划开设电子学实验课,缺乏得力的教师来完成此项任务。褚圣麟的到来给这位系主任带来了希望。他要求褚圣麟按美国哈佛大学无线电电子学实验课的大纲建立电子学实验室,并要求他对每一个实验都记录详细数据,写出实验报告,积累教学资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美国教授回国,临行前推荐褚圣麟代理物理系主任,并且把所有的实验器材和资料,包括他亲自记录的实验数据和备课笔记本都交给褚圣麟。他在离华前还对褚圣麟说要继续进行实验课建设。无线电电子学课程的关键是实验教学。褚圣麟懂得,当时的中国,许多普通的实验器材都要从国外进口,这些电子器件和仪器是何等宝贵。他认真地保管好这些器材,并认真地按老教授的嘱咐进行教学实验建设。这对他一生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验研究,在教学中一贯教导青年学生要重视实验观察与研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遗憾的是,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逼近广州,他只能痛心地把这些实验器材装箱存放在实验室里,和几位教员转往内地。历尽千辛万苦,经广西、贵州,于1939年初到达云南昆明。当时在后方找工作十分困难,1939年2月他应聘到刚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任兼职教授,讲授物理学课程。岭南大学当时迁到香港,由于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住房和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岭南大学无法正常开学。当他得知北平燕京大学仍继续开办,而且需要物理学教师时,遂下决心返回北平。他从昆明出发,经越南、香港到上海,接家眷后乘船经天津到北平,任燕京大学副教授。

  1940年和1941年褚圣麟都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校园,迫令学校停课,学生一律离校,教职工不能在校园内任意活动。不久又命令教职工必须全都迁出校园。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1942年起褚圣麟到城内德国天主教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数理系任副教授。在辅仁大学的3年多时间里,他教过“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原子光谱和分子光谱”与“宇宙线”等课程,还指导研究生,其中有王光美和吕烈扬等人。当时他还兼任中国大学教授。经常是上午在辅仁大学讲课和指导研究生,下午又赶到中国大学讲课,工作十分辛苦。

  1945年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褚圣麟被请回燕京大学任教授,并兼任物理系主任,后又兼任理工学院院长。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燕京大学后,他被任命为燕京大学副教务长。

  195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3校的物理系合并为北京大学物理系,褚圣麟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从此他一直在此岗位上工作达30年之久。褚圣麟及其同事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组建基础课教研室和各专门化教研室,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加强基础课的教学,鼓励教书育人,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他作为系主任,始终站在基础课教学的第一线。在这一时期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导论等基础课。他讲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对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讲解绘声绘色,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还结合自己从事多年科学研究的经验,给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宇宙射线”和“铁磁学”等专业性选修课。

  他对教学一贯十分严肃认真,在出席重要会议与讲课有冲突时从不请人代课或停课,而总是赶回上课。他领导的原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导论课程的教学小组,虽然教师人数不多,但坚持了经常的教学讨论会制度,分析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进。60年代初期,结合《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对“原子物理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认真的分析讨论。在此基础上他重新改写了教材的部分章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主张“讲授原子物理学不能从玻尔理论讲起”,似乎原子物理学课程必须从量子力学理论讲起才可以避免人为的“量子化”假设,才能使原子物理学成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褚圣麟根据自己教课几十年的经验,认为无论从青年学生学习新的微观理论的规律,还是从原子物理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经典理论到量子理论,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总是以实验现象的事实为根据,由浅入深,由不系统的假设逐步发展到系统、完整的理论。况且人的认识是无限的,任何一种完整的理论还要受到不断涌现的新现象的挑战,这种矛盾正是促进人类认识不断进步、不断深化的基本动力。在他的领导下,教学小组内讨论十分热烈,最后大家一致认识到,教学改革绝不能背离人的认识规律和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褚圣麟在学术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着我国老一辈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共同本质。

  他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于1964和1965年连续完成了《原子核物理学导论》和《原子物理学》两本书的书稿,前者于1965年7月出版。不久,学校即被迫停课,他的书基本上积压在书店的仓库里。“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洁身自好、清白无辜的老教授也遭到冲击,他问心无愧,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泰然处之。但是,他对多年辛勤耕耘的经验结晶、尚未出版的《原子物理学》一书的书稿被扔进了废纸堆实在痛心。直到1979年,该书稿才得以重新整理出版,整整耽误了14年。《原子物理学》一书,由于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及非常适合教学而被国家教委指定为高等学校教学推荐用书,现已多次重印出版。该书于1988年第一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原子物理学导论》一书经修改后于1987年出版了第二版,该书的新版本内容更新,重点突出,注意实验和理论的结合,全书内容的系统安排也较适合教学需要,1992年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中获二等奖。另外,他曾与戴道生、陈银桥、史凤起等合作编写专业教材《铁磁学》一书,197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褚圣麟统稿,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教研室《铁磁学》编写组”名义出版。

  在困难条件下仍坚持开展实验研究

  褚圣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回国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处于很不安定的状态,但在进行教学的同时仍始终坚持开展实验研究。他把科学研究看作是提高教师科学水平、丰富实践经验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他在岭南大学与赵邦俊一起从事大气电学研究,写成《中国广州地面以上电势梯度和大气电流密度的测量》一文,发表在1938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昆明出版的集刊第12卷上。在沦陷区的北平辅仁大学,他又指导研究生,并亲自动手安装设备研究宇宙线,他和F.Oster、吕烈扬合作写的论文《在地磁纬度28°31′处宇宙线的东西不对称性和极区及赤道区吸收定律指数差的估算》发表在1946年美国《物理评论》第69卷上。50年代院系调整前后,他继续指导研究生从事离子质谱计和宇宙线中高能粒子的研究。我国建立博士研究生制度后,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批被批准的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从事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他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孙德兖合作进行胁变岩盐晶体的X射线衍射图的研究,所写论文发表于1948年第一期《结晶学报》(ActaCryst。)上。1985年他和吴自勤以及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张仁济进行Ge-Au双层膜与Ge-Au合金膜中非晶态Ge的结晶问题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物理快报》上。此外,他在1975年第三届全国磁学会议上作《稀土元素在磁学领域中的应用》的综述报告。1985年,已届80高龄的褚圣麟还应邀赴美参加第19届国际宇宙线讨论会。

  热心于物理学会与科普工作

  褚圣麟曾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1978—1987)、名誉理事(1987—),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长(1963—1986)、名誉理事长(1986—),中国物理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78—1987)、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1963),民盟中央委员兼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1958—1986)、中央参议委员(1986—)。他经常应邀到教学讨论会或科普报告会上作报告,例如在1982年全国原子物理学暑期教学讨论会上曾作《原子物理学发展史》、《近代原子物理学的新发展》和《关于原子物理学课程教学的一些问题》等讲演,曾面向社会作原子能和平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以及物理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等科普报告。他的报告资料丰富、语言生动、比喻恰当、深入浅出,很受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在科普书刊的出版方面,褚圣麟曾任《物理通报》编委和《物理基础知识丛书》主编,后者共19册。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的编委兼原子物理学分支学科主编。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热心于物理学会的工作和科学普及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物理学会于1990年分别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普及事业做出的贡献。

  国家和人民对这样一位在高校物理学教学战线上辛勤耕耘逾50年,为我国物理学领域培养了几代人才的老教授是不会忘记的。褚圣麟对我国高校物理学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对物理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1991年10月,国务院为表彰他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授予他“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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