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国家行动

　　2017年6月15日，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发布了中国“墨子号”量子卫星的重大成就。这个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称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其中很多重要成果诞生于一所高校——坐落于中国中部城市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几代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夙愿正在逐步成为现实。4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乘着改革的东风，中国大学踏上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从“211”“985”到“双一流”

　　日历翻回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的科教事业步入春天。但是，经历10年重创，发力谈何容易。

　　世界银行报告称，1983年，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我国仅有正规高等教育机构805所，在校生120.7万人，毛入学率2.09%。这样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当时已达10.30亿的人口规模不相匹配，更别说质量的差距。一大批学科刚刚恢复重建，而失去的10年恰逢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新阶段。

　　这一年5月，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武汉举行，讨论的主题正是“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会上，4位退居二线的老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国家拿出50亿元，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之成为“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份“835建言”，成为开启国家发展重点大学战略决策的一把钥匙。经过10年酝酿筹备，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布，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由“21”和“100”两个关键数字合并而成的“211工程”由此诞生。从建议到计划，重点建设高校的数量由50所扩展到112所，而国家投入资金也远远超出50亿元。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211工程”共完成投资368.2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78.42亿元。

　　“211工程”犹如雪中送炭，缓解了高等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困境，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1998年5月，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契机，中国政府郑重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不久，国家决定在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985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上升为国家战略。

　　“985工程”共分3期，建设39所高校。数据显示，“985工程”的投入力度比“211工程”有了大幅度增加，仅“985工程”一期投入就达255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投入140多亿元。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2012年至2016年，进入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名的内地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至770个。

　　两大工程的实施，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其间，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洲多国政府也相继出台类似计划。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在世界科技发展、人才竞争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始谋划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新篇章。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个被称为“双一流”建设的新计划，被视为我国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教发展计划。

　　“‘双一流’建设并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简单延续，而是‘换挡提速’。”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

　　这个换挡升级的计划，意图打破固有的弊端——不再实行“终身制”，5年一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不组织高校申报、无须主管部门推荐，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水平标准、特殊需求等原则进行认定；不区分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

　　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双一流’。只有这样竞争，才能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普遍提升，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2017年9月21日，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出炉，郑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地方高校跻身其中。同时，江苏、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也制定了自己的“双一流”计划，给予当地高校新一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从中央、地方到高校，一场上下合力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攻坚战正式打响。

　　大楼、大师和大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而言，这句名言始终旋绕心头，发人深省。然而，当我们再次走进历史，不难发现，对于当时的中国大学，大楼和大师缺一不可。

　　“16名教师在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要开会了，怎么办？用书架把中间隔开，这边开会，那边备课。”时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的陈志强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历史学可是南开大学四大支柱学科之一呀，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别的专业可想而知。”

　　同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王义遒也曾回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北大图书馆基本不买国外的书，因为没有更多的购书经费。”

　　教学、科研和办公条件的欠账制约大学的发展，而1999年开始的扩招，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可以看到高校大兴土木的景象。数据显示，1999年底开始的10年里，全国新建、改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累计建筑面积总和。

　　筑巢为的是引凤。1998年12月，“奖金10万元聘教授”的广告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各大媒体上，引起社会关注。据一位高校教师回忆：“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000多元，10万元相当于一位教授几年收入的总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用经费来衡量的计划，而是被寄予了“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的厚望。